2017年2月27日，阿里在其“2017年度打假工作交流會”上公布了一組數據：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臺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個銷售額遠大于起刑點（5萬元）的制售假線索，截至目前通過公開信息能夠確認已經有刑事判決結果的僅33例，比例不足1%。為了這個結果，阿里的付出卻相當沉重。為了打擊假貨，阿里建立了一支2000人的專業(yè)隊伍、每年投入超過10億元、利用最先進的技術和數據模型對制假售假進行主動防控，但如此慘不忍睹的“產出”比卻令阿里猝不及防。為此阿里表示，如果刑事處罰比例不足1%的事例一再發(fā)生，從根本上治理假貨也就無從談起，并呼吁“像治理酒駕一樣治理假貨”，對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罰。對于阿里的這一“呼吁”，各界反映不一，假貨要像酒駕一樣治理，靠譜嗎？

天網恢恢并非疏而不漏

2016年阿里的“雙十一”全球購物節(jié)，當天24小時線上交易總額達到了178億美元。對此，美國《福布斯》雙周刊網站11月15日報道，“雙十一”當天中國的線上交易額比巴西2016年全年的預估電子商務交易額都要多。阿里巴巴已毫無爭議地成為全球最主要的線上電商交易平臺，其火爆的人氣和瘋狂的成交數，在吸引著無數消費者和商家的同時，也成為全球制假售假者眼中的“大機會”。正是有這些制假售假者的存在，阿里不僅成為了眾多競爭者攻擊的靶點，也成為了“假貨問題”的最大受害者。馬云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就表示：“我們有個統(tǒng)計，每賣出一件假貨，就會讓阿里巴巴失去5個以上的用戶。幾年前，因為淘寶不讓賣假，廣東那邊賣假貨的，在香港給我設了個靈堂，你說阿里巴巴和假貨是什么關系？”。正如“打假工作交流會”上所言，阿里巴巴“不惜成為制假售假者最恨的人”。

阿里對假貨的打擊并非只是停留在口頭上，從阿里電商平臺的評價體系建立到店鋪打分，再到退貨、賠償機制的設立以及賣家關店條款的制定，阿里在其“電商帝國”的規(guī)則制定中對假貨一直是“零容忍”。而隨著電商交易規(guī)模和額度的攀升，阿里打擊假貨的力度也在升級。通過平臺治理大數據模型體系主動防控、權利人舉報、消費者投訴、神秘抽檢等方式，阿里巴巴2016年度共篩查認定4495條制售假線索。但遺憾的是盡管阿里自身設下層層“天網”，卻并非疏而不漏，阿里巴巴篩查認定的4495條線索，執(zhí)法機關接收1184條，公安機關能夠依據現行法規(guī)進行刑事打擊的只有469例，截至目前通過公開信息能夠確認已經有刑事判決結果的僅33例。更令人驚愕的是，阿里巴巴抽取33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決書，發(fā)現已判決案例涉及47人，其中判緩期執(zhí)行的有37人，比例高達79%。阿里作為平臺方有監(jiān)督的義務并沒有執(zhí)法的權利，能做的也無怪乎發(fā)現問題、下架商品、向監(jiān)管部門報告線索、等待執(zhí)法部門依法處理。截止2016年8月底，往前推12個月，阿里巴巴共撤下3.8億個商品頁面、關閉18萬間違規(guī)店鋪和675家運營機構。用阿里巴巴官方原話講就是：“我們可以盡力將假貨隔絕在平臺之外，但無法阻止制假售假行為在線下的泛濫和在平臺間的流竄”。

制假售假犯罪成本極低成假貨猖獗主因

阿里巴巴打假特戰(zhàn)隊總監(jiān)葉智飛在“2017年度打假工作交流會”上分享了一個案例：2015年，阿里輸出線索聯合公安打掉一個制售假LV案，并抓捕了制假者；一年后，在和公安配合打掉又一個制假窩點時發(fā)現，這次與之前的案子居然是同一批制假者。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反復”？主要原因就是現行法律法規(guī)對制假售假的處罰依據相對模糊，執(zhí)法機關對案件定性難、定量難，立案后進入司法程序更難。最終導致結果是對制假售假的刑事打擊力度不足，不足1%的刑事處罰比例，足以讓制假售假者在巨大利潤面前選擇對法律法規(guī)的無視，制假售假犯罪成本極低才是如今假貨猖獗的主要原因所在。

在“2017年度打假工作交流會”上奮戰(zhàn)在經偵一線的警員也分享了執(zhí)法方在打擊制假售假過程遇到的困難。他表示，“前段時間，收到江蘇總隊給我發(fā)的一個協查報告，案值23萬元，涉及到我們省10個地市30多萬條線索。我們省的經偵才2萬人，平均每個人要協查15條線索，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這種協查發(fā)過來就沒有任何意義了。”這是執(zhí)法部門的無奈，人員的不足，又要面臨取證偵辦的困難，即使偵辦有了結果，量刑處理的結果也讓人泄氣。目前法律法規(guī)相對于電商的發(fā)展相對滯后，不足1%的刑事處罰比例，是制假售假及侵犯知識產權行為難以從根本上遏制的關鍵原因?，F行相關法律已難以適應打擊此類犯罪迅猛發(fā)展的現實需要，造成制假售假犯罪成本極低、執(zhí)法成本極高、制假售假者難以受到刑事處理。其結果就是“違法犯罪的人笑死、痛恨假貨的人急死、執(zhí)法辦案人員累死、消費者哭死”。

假貨就應像治理酒駕一樣“重拳”出擊

2013年起，新修訂的《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guī)定》開始實施。新交規(guī)將記分項由38項增至52項，對很多違法行為提高了記分，堪稱“史上最嚴交規(guī)”。尤其是隨著酒駕、醉駕入刑以來，根據公開數據顯示，全國醉駕下降超4成。嚴格的法律法規(guī)對酒駕的震懾效果顯而易見。反觀對制假售假的治理卻如同隔靴搔癢，目前的法律法規(guī)由于滯后性的原因，對制假售假者的處罰力度相對較輕，甚至對他們來說無關頭癢，這是假貨屢禁不止，越打越多的原因所在。如果打擊假貨能像治理酒駕那樣，通過法律法規(guī)的修正來提高對制假售假行為的處罰力度，對其產生巨大的震懾效果，我想打擊假貨的行動一定會立竿見影。

日本商標法和防止不正當競爭法規(guī)定，對制售假者判處5年以下拘役或者5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9萬元）以下罰金；對違反法律的法人要處以最高達1億5千萬日元（約合人民幣857萬元）的罰金；除刑事處罰外，還可能追究民事責任。美國《商標保護法》規(guī)定，故意從事商品與服務制假售假活動，將被處以最高10年入獄的刑事處罰與或最高每人200萬美元與集體500萬美元的罰款，重犯者將被處以最高10年入獄的刑事處罰和或個人500萬美元的罰款。美國制定的假冒罰款額度，可以將制假售假者一直罰到破產，因此對當地制假售假有很大的震懾力。從日本和美國對制假售假的處罰力度來看，中國對制假售假行為明顯寬容太多，也難怪阿里公開呼吁對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罰“像治理酒駕一樣治理假貨”，原來在世界范圍內，對制假售假行為的處罰力度一直都是比較大的。

而在中國，由于現行相關法律已難以適應打擊此類犯罪迅猛發(fā)展的現實需要，造成制假售假犯罪成本極低、執(zhí)法成本極高、制假售假者難以受到刑事處理。這才導致制假售假的猖獗，對中國制造和中國商業(yè)環(huán)境產生致命影響。要改變這一現狀，治理假貨就必須要像治理酒駕一樣“重拳”出擊，通過對制假售假者進行嚴厲的刑事處罰在全社會形成打假的共識，讓制假售假者無處遁形，這才是根本。

作者：何帥 微博：@小編也瘋狂 微信訂閱號：小編也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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