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華少

去年春節(jié)期間，我在溫哥華主持一場華人觀眾的大型演唱會。我上場跟大家打招呼：“認識我嗎？”臺下便傳來響亮的呼聲：“認識！念廣告！念廣告！”

我理解他們的意思，便用《中國好聲音》的那種播報語速，快速念完了該場演唱會的贊助商名單。臺下觀眾掌聲雷動：“再念一遍！”

這大概是觀眾第一次主動要求主持人念廣告的公共演出。這似乎是我的榮幸，也讓我感動，但我心底卻有一些憂傷，對自己處所這個行業(yè)的憂傷：主持人，除了能報幕和報廣告之外，還能做什么？

電視節(jié)目大火，到處都可以看到以電視節(jié)目的名字命名的各種活動和流行語，各種“中國好”,各種“奔跑”,各種“去哪兒”,歡呼雀躍，喜大普奔，流光溢彩。

但是，主持人去哪里了？無論是《中國好聲音》，還是《奔跑吧兄弟》，好像紅的節(jié)目已經(jīng)不需要主持人。而且，可以預見的是，接下來可能會火的各種電視節(jié)目，也都不需要主持人了。

大學時我念的是播音專業(yè)，畢業(yè)后最好的出路便是做一個主持人。體制紅利？體制曾經(jīng)是大部分主持人的夢想。能夠擠進體制內(nèi)，是大家在學校內(nèi)討論最多的渴望。

但當時我就很困惑，為什么我們的主要課程是學拼音，學帶兒話音的標準普通話？我們要和“標準”一樣才能得到贊賞，任何不同都被貼上離經(jīng)叛道。

主持人變成了一臺說話的機器，沒有態(tài)度、沒有價值觀的機器。我們的課程并不要求我們學會獨立思考的能力。中國大概是全世界主持人最多的國家，每年有數(shù)以萬計的主持人專業(yè)學生走出校園。他們還有將來嗎？

曾經(jīng)，主持人太好混了。一盒會說話的人，在臺上把編導寫的稿子念完便領(lǐng)了一集的稿費，混了臉熟就可以開始主持婚禮甚至商演，在別人的大好日子說點大家都聽說過的吉祥話便收到了父輩們幾個月的工資，好不愜意。今天，似乎遭報應了。

主持人似乎可以下崗了，他們就像19世紀俄羅斯大文豪們所寫的“多余人”:他們屬于貴族知識分子，但既不滿足于自己的上流社會，又不能跳出這種生活的小圈子與人民結(jié)合，所以在他人看來就成了社會上“多余”的人。

從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到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記》再到赫爾岑《誰的罪過》，一個又一個“多余人”的經(jīng)典形象，共同譜寫了沙俄時代空虛的精神狀況。

如今，我們的社會不再只是被一種聲音所“統(tǒng)治”,我們現(xiàn)在有了更多空間的表達自由，特別是社交媒體讓更多人擁有了言說的快感，多數(shù)人越來越有自己的態(tài)度，但是為什么我們很多主持人依然只是一臺說話的機器？

中國的電視節(jié)目正在經(jīng)歷一輪全球化浪潮：從世界各地引進的《中國好聲音》、《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兒》等等紅遍中國的娛樂節(jié)目，直接把主持人給廢除了；幸存下來的主持人，將在各種高難度的脫口秀里大紅大紫，看看美國的《柯南秀》、《艾倫秀》、《囧司徒每日秀》，大抵如此。

有態(tài)度，有自己的價值觀，才是主持人的幸存技能。有態(tài)度，等于我們必須放棄所謂的“標準”.當每個人都可以大聲說話時，人們似乎已經(jīng)厭煩了那些在流水線上被制造出來的“主持人產(chǎn)品”.

普希金在《葉甫蓋尼？奧涅金》中那句名言，如今似乎是對主持人的最大反諷：“上天讓我們習慣各種事物，就是用它來代替幸福。”但是，習慣活在報幕中的主持人，他們的幸福會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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